对于很多人来说，博彩是一种放松的娱乐方式，而一些人则渴望通过博彩“一夜致富”；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博彩是重新分配财富的一种有效方式，利用博彩业筹集资金用于公益事业在这些国家非常普遍，而对于一些国家和地区来说，博彩业俨然成为国民经济支柱。

 

但毋庸置疑，赌风猖獗以及因赌而生的种种问题亦不容小觑。

 

澳门样本

 

澳门，这座美丽的城市，有着“东方赌城”之称。每当夜幕降临，金碧辉煌的澳门赌场里便人声鼎沸。澳门像是一块磁石，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其中不乏“好赌人士”，这里俨然成为他们的天堂。

 

博彩业为澳门带来了大量的收益。统计资料表明，2011年澳门幸运博彩毛收入总计2690.58亿澳门元（336.32亿美元），较2010年增幅高达42.2%，2011年的博彩毛收入几乎是2006年收入（575.21亿澳门元）的5倍。

 

巨大的财富背后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在博彩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赌博或者病态赌博（病态赌博是指对博彩成瘾，难以自抑，并对自身和周围人群造成伤害的病态行为）引起的家庭和社会问题，比如家庭不和、失业、犯罪等等。”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所长冯家超表示。

 

冯家超长于研究澳门博彩业社会成本。早在2004年，他就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其所著的《澳门博彩业社会成本分析》一文中，将博彩业的社会成本界定为：刑事司法（由病态赌徒或赌博所引起的刑事罪行，包括逮捕、审问、鉴定、监禁费用等）、民事法庭（包括破产和其他民事诉讼费用）、治疗及预防病态赌博行为费用、与赌博有关的家庭暴力所引起的身体或心理治疗费用、赌徒家人的精神成本、由支持和反对博彩合法化所造成之“寻租活动”、博彩合法化后争取有限牌照之“寻租活动”、政府官员等为取得“寻租活动”的支出而作出的举措、因限制博彩供应量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公共部门监管博彩业和征收博彩税的行政费用、公共部门推广旅游博彩业和博彩业从业员培训的行政费用等11项。

 

冯家超告诉《科学新闻》：“纵向来看，澳门博彩业社会成本的绝对值是增加的。2003年社会成本大概是4.23亿澳元，2004年为4.89亿澳元，但由于博彩业收入的快速增长，社会成本占博彩业收益的比例实际是下降的。比如2003年这一比例为4.0%，2004年为3.2%，近几年相对社会成本呈下跌态势。”

 

但他强调，这并不表示问题不严重，因为许多潜在社会成本并没有被算入其中，比如说治疗及预防病态赌博行为费用、与赌博相关的家庭暴力所引起身体或心理治疗费用、赌徒家人的精神成本等。

 

冯家超说：“因为我们现在的公共卫生教育和针对问题博彩的公共卫生服务还远远算不上完善，因此病态行为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而是变为个体或者家庭承受的‘私人结果’。”

 

不过，上述冯家超所研究的社会成本还仅仅是发生在澳门本土，更多的社会成本则在澳门以外。

 

“本土的社会成本只是澳门博彩业引起的社会成本的一部分，毕竟澳门赌场中很多赌客并不是本地人，有很多人来自香港、广东，他们会回到原居地，造成居住地的社会成本。”冯家超说。

 

现在，来自中国内地的“赌客”是澳门博彩业的重要支柱。据澳门旅游局统计，在2011年入境澳门的2800万人次旅客中，内地游客占一半以上，达1600万人次。该数字为澳门55万常住人口的近30倍。同时还有数据表明，中国内地游客中选择到赌场娱乐者占九成以上。

 

内地危机

 

中国内地和澳门博彩业发展路径很不相同。在内地，只有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是国家允许公众参与的博彩项目，而诸如赛马、斗鸡等竞猜类游戏以及赌场游戏等博彩项目都属违法行为。

 

但只有公益彩票并不意味着社会成本会相对较低，众所周知，中国内地民间赌博、地下赌场可谓“遍地开花”，而这些都将产生社会成本。此外，当中国游客在境外博彩同样也会带来居住地社会成本。

 

“福利彩票也脱离不了赌博的本质，只有正视这些问题，才能减少博彩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冯家超直言。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关于内地问题彩民的国家层面的调查，”冯家超解释，“根据美国的经验，病态赌博人群大约占到人口的1%左右，如果这样推算，内地大概有1400万病态赌徒。”

 

根据这个估算，受到博彩影响的中国内地家庭应该是1400万个，如果每个家庭按照三口人来推算，那么影响更是不言而喻。

 

近年来，中国内地在打击“私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对于成瘾性赌博还缺乏相应的重视。在公共卫生方面，对于病态赌徒的防治也十分欠缺。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精神病系教授Ken Winters博士指出，成瘾性赌博与吸毒在生理、行为以及社会因素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病态赌徒会遭受身心和经济的双重伤害，因此也需要专业医生帮助他们戒瘾。

 

负责任的博彩

 

负责任的博彩（responsible gambling）已经被许多博彩业发展成熟的国家所认可。

 

对于不同的群体来说，负责任的博彩含义也不相同。哈佛医学院副教授Howard J. Shaffer博士表示，对于彩民来说，负责任意味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博彩娱乐活动，而且不会对自己的家庭和工作造成影响；对于博彩公司来说，负责任意味着确保彩民理解博彩游戏的各种风险，博彩公司必须告知只有成年人才能进入赌场，确保青少年不会使用赌博工具；对于政府来说，则要严格履行监管责任。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医疗机构要确保和其他成瘾患者一样，问题赌徒能够及时得到所需要的帮助。” Howard强调。

 

在冯家超看来，中国博彩业发展可以借鉴加拿大的路线，即“政府掌握博彩业的所有权，将经营权交给私人，有利于控制问题赌博”。

 

他建议，将博彩收入的1.5%作为独立基金来消除、防治病态赌徒，将博彩的社会成本控制在1%，“这些基金可以给学府、研究治疗中心、民办机构，一方面可以加强问题博彩研究，促进博彩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能推广正确的博彩理念，挽救病态赌徒”。

 

帮助博彩业健康发展，不仅仅需要依靠政府的努力，还需要一些学术机构参与其中。冯家超特别强调高等学府等在博彩业健康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由于教育程度和文化习惯，内地高等学府设置博彩专业可能不被大众理解，而且很多家长也会觉得专业太窄不好就业，这很容易理解”。

 

据了解，在澳门大学博彩研究被放在更大的博彩及管理专业中。“内地也可以开设‘福利事业管理’这样的专业，毕竟彩票只是福利事业的一个元素。”冯家超建议。■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2年第8期 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