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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见习记者 姜天海 来源： 发布时间：2014-6-12 13: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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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率600多名部长、州长和企业家访华，堪称澳大利亚史上阵容最豪华的代表团。
澳方此行不仅让两国商业交流迅速升温，也成为中澳科技合作史上又一里程碑。阿博特日前在上海宣布，澳方将在新一轮的“中澳科学与研究基金”中额外投入1000万澳元。
近日，《科学新闻》记者对新上任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科学与工业参赞Sean Starmer进行专访，希望能够从中探寻中澳新一轮科技合作的方向。
《科学新闻》：现行的“中澳科学与研究基金”在流域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新一轮双边合作将重点资助哪些项目？
Starmer：2011年，中澳两国政府在能源、工程与材料科学、农业与生物科学、环境科学以及可持续发展未来相关的多学科项目等领域设立了“中澳科学与研究基金”，并以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形式共同资助六个联合研究中心。目前，该基金的首轮政府拨款已全部到位。
于今年开始的新一轮项目将持续四年时间，我们澳方将在联合资助项目中额外投入1000万澳元，中方也将匹配这一资金。今年8月份两国的科技部委将召开高层会议，预计届时将决定重点支持领域和资助机制。
我们非常重视中澳两国的政府间合作，项目合作和领域合作都只是双边广泛合作的一小部分，中澳的科技合作已经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在联合发表科研论文方面，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合作伙伴，澳大利亚也成为中国的第六大合作伙伴。再看我国科研人员合作最多的科研机构，188体育app:是我们所有科研机构中合作最多的研究伙伴。因此，中国已经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在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科学新闻》：去年澳政府内阁重组后，科学技术也从教育部转移到了工业部。这一转变是否意味着科研主体的转移？
Starmer：我们知道科学研究必须要平衡各个方面，但是澳政府决定将科学融入工业的部分，意味着政府希望在科研人员和企业之间构建更紧密的联系。澳大利亚在基础研究方面一直做得很好，我们的基础研究能力、论文发表量等都居世界前列。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应用研究的支持，确保澳大利亚更多的研究都能与企业和产业挂钩。
新一届中国政府也强调了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两国在这方面不谋而合。我们还要与中国科技部讨论新一轮基金的支持重点，但是考虑到两国对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重视，我认为这应该是两国自然会关注的合作领域。
《科学新闻》：澳大利亚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问题在哪儿？
Starmer：澳大利亚在产学研方面存在一些挑战，比方说你需要以正确的方式激励科研人员。在澳大利亚，大部分公共财政资助的研究活动都是在大学进行的，高校的评价方式一般都是计算论文发表量，但是与产业的合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对科研人员的激励方式，大力支持与产业界的合作。
澳大利亚的经济与中国有所不同。澳大利亚的市场在很多方面来说都相对较小，公司规模较小，无法支持大量的研发项目。2011~2012年的澳大利亚企业研发支出为GDP的1.24%。因此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科技合作还有一个优势就在于中国的市场很大，这里有很多公司可以将澳大利亚的知识产权投入产业化。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产业研究组织（CSIRO）就与中国威视公司合作研发下一代可以扫描货物集装箱的扫描仪，极大提高两国的安全和海关管理。在中澳流域管理联合研究中心的合作中，Rubicon澳方公司也在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合作检测黄河流域的灌溉技术，应对中澳共同的水资源挑战。
《科学新闻》：澳大利亚的基础研究人员会不会担心自己的科研经费？
Starmer：澳大利亚不像其他西方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并没有出现经济衰退，因此我们未曾像其他很多国家那样经历预算紧缩。
但澳大利亚的研究经费仍然同其他政府一样，受到公众的密切监督。2011~2012年政府在研发经费上的支出是GDP的0.24%。总体来说，过去的10年间，科研经费与产出呈现巨大增长。虽然目前的增长速度大不如前，但澳大利亚过去10年间的研究经费仍然有实质性增长。这也反映在，作为一个只有2400万人口的国家，我们的科学出版物可以达到全球的3%，名列全球的第11位。
《科学新闻》：今年是中澳科技合作34周年。两国在科技合作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Starmer：中澳科技合作有着悠久的历史。比方说我们在射电天文学上有着出色的合作表现，中方的科研人员和企业在“平方公里级射电望远镜阵列”项目（SKA）上与澳方相关机构携手研制天线和接收装置，该项目正在澳大利亚和南非加紧建设，中方科研人员也正在协助分析检测结果。这个大科学项目将产生惊人的数据量，因此我们需要与中国合作共同开发新一代超级计算机来处理这些海量数据。
但是两国合作并不局限于单一的学科领域，我认为研究培训也是双边关系中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中澳合作的重点应该放在研究培训上。现在大约有4000名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研究生在澳大利亚的大学注册学习，澳大利亚也有很多学生在中国。他们互相熟悉彼此的科学体系，并有熟悉的科学合作伙伴，将对中澳未来30、40年的科技交流起到重要的作用。
《科学新闻》：您认为未来中澳科技合作应该主要提升哪些方面？
Starmer：我在中澳高校代表身上都发现了强烈的合作欲望，但大多数现有合作都仅限于研究人员之间展开。我希望这种合作能够扩大到院系、高校的层面进行有机的发展。因为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可能会因为人员的退休和变动而消退，我们必须要建立中澳之间可持续的科学合作关系。
去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与东南大学签署了大规模的联合博士生培养项目。这种合作就是院校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科学新闻》：在您今年2月份就职后，未来三年最想实现的工作目标是什么？
Starmer：我希望能够看到此次联合研究基金迅速成形，我们需要为合适的研究人员提供资金，这样才能建立更好的合作和关键的科研合作团队，这是我的首要任务。
我也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科技体系。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中国的科研体系也在变化。我想要准确定位中国的科研力量和潜在的合作，帮助中澳科研院所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科研经费在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比方说，如何能够有效地使用科研经费。澳大利亚也需要学习中国的政策手段，我相信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分享双方的政策手段。
《科学新闻》：在马航失联客机MH370的搜救过程中，澳大利亚做出了巨大努力。您认为未来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提高搜救能力？
Starmer：澳大利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搜救MH370并找寻黑匣子，也非常感谢很多国家所提供的支持。尤其是中国，派出了很多的飞机和船只与我们联合搜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案例，因为中澳第一次如此紧密地在一次搜救任务中进行合作。如果我们加强在这个领域的科研合作，我们将更好地了解如何进行高效的合作。■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4年4月刊 对话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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